因为日本投降，蒋公是英明领袖，毛公是匪共贼寇。谁料乾坤逆转，后来毛公攻克南京定都北平成了伟大领袖，蒋公败退台湾，偏居一隅成了蒋匪。角色变幻的如此之快，不看几年新闻联播，心理上还真顶不住。当初被逼落草井冈山，仓皇于西南穷山恶泽之间，苟延于黄土洞窟之中。怎料，汉卿误国，一失足成被千古风流人物。
飞回到黑龙会。黑龙会是日本军政组织，目的是取东三省为日本国土，会名来自东三省最大河流黑龙江，可见其野心。在会长内田良平的斡旋下，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并达成一系列共识，倘若以后革命成功，把东三省和蒙古赠与日本。后来在清政府的压力下，日本给孙中山一万五千日元并驱逐出境，孙中山收到钱后觉得革命无望跑到美国打工。同盟会骨干指责孙中山私吞一万五千元，矛盾激化，同盟会名存实亡。
孙中山在美国报纸上获得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立即买了船票回到国内，在南方当了领袖。并与黑龙会再续前缘，达成日本出资两千万日元买走蒙古和东北的协议，袁世凯的南北议和让这个协议破产。我们也不能指责孙国父，之后的两个国父二代也没少签类似的协议。仔卖爷田不心疼，谁更无耻，各有千秋。
孙中山流亡在外，国内的光复会飞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子弹。光复会的主张相当惨烈，就是效法荆轲、专诸等游侠，用子弹暗杀满清权贵为革命手段，手刃那拉氏为最终目标。成员大都是小有资产的知识分子，比如北大校长蔡元培、章太炎、柳亚子等。他们原属希望清政府变革的维新派系，不明白后来是什么力量，让这些生活无虑的文弱书生，干上腰上栓脑袋的事业。
光复会刺死安徽巡抚恩铭，还有成员秋瑾刺杀失败后从容无畏，给清政府权贵带来无形的压力。不过，因为与孙中山争地盘，会长陶成章最后死于蒋介石和陈其美的暗杀，也算猎人死于猎枪下。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蒋介石是他的学生。孙公说他与暗杀事件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民国时期，统治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叔侄二军阀，在四川部分地区预征税款，比如康城收到了1957年。马邦德即使没死，到了康城也笑不出来。不过比起陕甘军阀，刘都统还算仁慈些，陕甘马家预收税款到2050年，所以2010并非捏造的笑话，是荒诞离奇的现实。刘文辉都统在蒋公显露败像之后，像武举人一样对人民解放军说：“跟我来！”，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官封林业部部长。之后摔断一条腿，看来周润发所言也是有依据的。晚年留有著作《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76年死于癌症，享年82岁，走完了他愉快祥和的一生。姜文让子弹飞一会，我想说的也不是这个刘文辉，而是另外一个同名人，和遇罗克、张志新、林昭一样的悲剧人物，这样的悲剧我们怎么能遗忘？
松坡将军，蔡锷也。十三岁中秀才，后来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道路。革命成功后，支持宪政，认为军队不属于任何党派，主张军队中立国家化。南北议和成功之后，没有获得权力顶峰的孙中山大失所望，决定反袁，史称“二次革命”。这次革命遭到包括蔡锷在内的大多数原革命党人的反对，蔡锷认为，共和初建，应该齐心协力参政议政共建中华，有分歧就要起兵造反，不符合宪政精神。
在大多数省份反对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迅速击溃，孙中山逃亡海外，他领导的国民党代表也全部被清除出议会。于是，政治平衡被打破，制约力量消失的袁世凯一步步走向专制，如同失去制约的毛公。后世史学家一直疑惑，就像姜文用子弹在门上射出的问号“？”，二次革命和以后类似的革命到底为毛？为毛啊？为民生？为中华？多年拼杀争夺，甚至裂地赠外邦，不惜断送中华民族前程，正如姜文与葛优的对话：“后来，军阀大战，天下大乱。玩不过这帮孙子，只有上山当土匪。”
失去制约的袁世凯称帝，面对袁世凯复辟破坏宪政之举，蔡锷通电全国宣布讨袁护国。率8000兵马抵抗袁世凯派来镇压的数万北洋精锐，以少敌多坚持数月而不败。蔡锷之举让原本观望的地方各省纷纷通电独立，宣布护国讨袁。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宣布退位抑郁而死，护国运动胜利。
胜利之后的蔡锷因喉病去日本治疗，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年仅34岁。中华民国为蔡锷举行了隆重国葬，他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国葬第一人。恩师梁启超在葬礼上扶棺痛泣说松坡一生所为是“为国民争人格”。嗯，这就是松坡将军飞出的子弹。松坡将军的手枪队长叫张麻子，他让将军的子弹继续飞。在姜武用文革方式羞辱黄四郎时，队长说：“你很讨厌。”即令是敌人，也有人格。于是他对黄四郎说：“你是个体面人，知道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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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蔡锷
熟悉民国初年历史的人都知道袁世凯和蔡锷这两个人，前者是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独裁四年半，称帝失败，在国人的唾骂声中气死；而后者正是他的掘墓人。1915年末，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自称皇帝，蔡锷抛出“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誓言冒着巨大危险从北京辗转回到云南，组织云南军队发动了护国起义，出征四川，以寡敌众同北洋军鏖战三个月，给了袁世凯沉重打击，为挽救民国作出巨大贡献。蔡锷与袁世凯，一个清癯儒雅，一个粗壮雄武；一个劲气内敛，一个虎视鹰扬；一个高洁自守，一个黑白通吃；一个捐生纾难，一个窃国自为。这两个强势男人之间的故事绝对精彩，而且值得玩味。
蔡锷进京
这场双雄会是从1913年10月云南都督蔡锷卸任进京开始的。一种最流行的说法是，蔡锷奉调入京，由此被袁世凯夺去兵权，软禁起来。但此说并不一定准确。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中说:袁世凯“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一席以蔡松坡为最适宜……蔡在云南做都督，他自然放心不下，若内调为军政首长，使他楚材晋用，无直接兵权而负建军之责(强化他私人的武力)，再派一名心腹做次长随时监视着他，那是再好也没有的……蔡的心理与百里的完全相同，建立国防是他们的第一义，无论内除国贼，外御强邻，必以练兵及训练军事人才为其起点。蔡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却有锐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鉴别力，他何尝未看透袁所欲建立的只是为个人争权位的军队而非为国家御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将计就计，假手袁以完成现代化的国防。他认为家天下已非时代所许，新军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过去只知效忠个人的奴才式的军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饵，进行其化私为公的建军工作。”
软禁
但北洋将领们不答应，即使袁世凯动用行政手段强行安置，同僚、部属如果不配合蔡锷的工作，处处设置障碍，指东打西，不仅蔡锷难以发挥效能作出成绩，甚至有可能给军界制造混乱，反为不美。尽管如此，袁世凯还是给了蔡锷这个非北洋系的南方军人很大的荣宠，加昭威将军衔(昭威将军是“威”字号将军中排第一位的，足见蔡锷在将军府的地位)，入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军委)，表现出对他相当的赏识和信任。如果只是软禁，袁世凯用得着把蔡锷吸收进核心的军事指挥机构吗？显然，袁蔡关系并非一般描述中呈现给人的那种强势对弱势的关系。
蔡锷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邵阳一个贫寒农家。幼年在私塾读书。1898年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后入上海南洋公学。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1904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1911年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10月30日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是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献、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南总督衙门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蔡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卅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
蔡是个有中国传统道德的军人，他深感李经羲对他恩深义厚，不忍迫以炮火，所以在发动攻势的同时，即函请熊范舆火速请李经羲迁赴法国领馆避难。第二天革命军攻占了昆明全城，军政学商各界集会公推蔡为“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设都督府于昆明城内的五华山，都督府下设军政部、参政部、军务部。云南本赖中央协饷，云南独立，协饷来源断绝，所以革命政府成立后，第一要务是财政上的节约，蔡自定都督月律60元。都督府全体官兵月饷3300余元，并设立富滇银行以维持金融。十六日蔡特派雷飚和彭新民礼送李经羲出滇。派谢汝冀和李鸿祥率师赴四川，迫川督赵尔丰独立；令罗佩金、康恩肠率一军南征；令李根源率一军西巡。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接任贵州都督。后为矫正军人干政时弊，自请解职。
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
1916年8月经上海去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于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遗体由日本运回，国葬于长沙岳麓山上。遗著编为《蔡松坡集》（《蔡松坡先生遗集》）。
